突厥是六世纪中叶至八世纪中叶活动在中国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他们一度建立了强大的游牧帝国。隋唐间称阿姆河、锡尔河流域的一些小国为“昭武九姓”。按照《北史》的说法，昭武九姓本居河西祁连山北的昭武城，王姓温，是月氏人，因国被匈奴所亡，所以西逾葱岭，占居粟特之地；他们分为许多支，但均以“昭武”为姓，以示不忘所本。粟特人以善于经商著称，他们长期操纵着丝绸之路上的国际转贩贸易，同时在文化传播和政治上往来上都扮演着重要角色。造纸术就是通过粟特人的政治中心康国（今?马尔干Samarkand）而向西传播。“三夷教”（祆教、景教、摩尼教）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粟特人东传的。北魏至隋唐时期中国的音乐、舞蹈等多种艺术也深受粟特人的影响。粟特人为突厥、回鹘等草原游牧汗国掌管书记，从而影响了他们文字的形成。蒙古、满族文字也间接的受其影响。突厥和中亚粟特人的历史一直是近年来国际内亚史研究的重点。蔡鸿生先生早年曾就学于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又是岑仲勉先生的弟子。他研究唐代突厥史有年。今年面世的《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是他的经年之作，此书探讨了唐代突厥和粟特文化方面的一些问题。
全书分为三编。上编关于唐代九姓胡，蔡先生致力于从汉文史料中钩辑有关唐代九姓胡的史料，分门别类地加于整理，概略地勾画了著名的中亚商业民族昭武九姓的城邦制度、东方聚落及其礼俗的方方面面。中编关于突厥文化，集中讨论了突厥法与社会、突厥汗国的军事组织、突厥事火的习俗、十二生肖的起源和突厥方物等问题。突厥事火的习俗的来源一直是学界存在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蔡先生认为突厥事火主要来自于萨满，原因是玄奘西行时，突厥与萨珊王朝仇怨极深，不可能皈依祆教，所以其习俗不会来自祆教。其实，宗教和文化的传播与政治之间并没有一定的关联，突厥和萨珊王朝之间的矛盾，并不一定会妨碍祆教的传播。而且事实上，祆教很早就在天山南北传播。七河地区塞人（Saka）古墓出土的青铜器祆教祭坛表明，塞人也信祆教。1976－78新疆考古工作者挖掘的天山阿拉沟战国至西汉时期的木椁墓，同样出土一件塞人青铜高足承兽方盘，是拜火教的宗教祭祀台，属塞克文化的典型文物。1983年，伊犁河支流巩乃斯河畔的青铜器窖藏中，也出土了一件完全相同的青铜祭坛。岑仲勉曾经把突厥“拂云祠”比定为古突厥语的“Burqan”，并自信“已成定案”。蔡先生在此编中对“拂云祠”重作考析，他认为“拂云”一词来源于汉语，而不是突厥语，从而推翻了岑仲勉的旧说。蔡鸿生赞同十二生肖起源于中国，而由九姓胡从河西导入北蕃，时间大概在六世纪下半期。
该书的最后一部分是西域的物种与文化交流。蔡先生对四种动物：狮子、哈巴狗、阿滥堆和汗血马在中国的输入和传播过程进行了细致的钩稽爬梳。通过物品和语言的轨迹来研究中西交流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外国学者如劳费尔《中国伊朗编》、玛扎海里《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和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都是人所熟知的。中国学者如季羡林先生、姜伯勤都在这方面作出不少贡献。考古学者的工作也同样成绩可观，孙机先生的《中国圣火》尤其值得一提。
然而，通过物质和语言的现象勾勒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轨迹并不是很容易的事。从事这样的研究，对东西方历史的了解自然是不可少的，但仅止于此还是远远不够的。物质的交流始终只是表层的现象，而最具根本意义的是在物质文化交流背后蕴涵的更深层的不同文化的汇聚和碰撞。研究历史，如果不能深入到深层的文化中进行研究，那将只能是皮相之论，而不能达于一间了。张广达先生在《西域史地丛稿初编》的弁言中写道：“笔者久留意于此，所撰诸文虽然局限于一时、一地、一事，但心目中无时或忘西域的时空间架和文化汇聚的背景，力图通过一时、一地、一事的叙述说明较长时期的历史发展面貌，提示西域史地和中西文化交流有诸多棱面可供研究。”谢弗在《唐代的外来文明》的导论中也写道：“尽管我们的研究重点是唐朝进口的物品，但是本书既不会为中世纪的贸易提供一份实用的统计资料，也无意提出有关进贡制度的任何玄妙高深的理论。我们的目的是撰写一部研究人的著作，而它要讨论的主要内容则是物质的内容。普鲁斯特在‘斯旺的道路’的序言中写道：‘历史隐藏在智力所能企及的范围以外的地方，隐藏在我们无法猜度的物质客体之中。’一只西里伯斯的白鹦，一只撒马尔罕的小狗，一本摩揭陀的奇书，一剂占城的烈性药等等——每一样东西都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引发唐朝人的想象力，从而改变唐朝的生活模式，而这些东西归根到底则是通过诗歌或者法令，或者短篇传奇，或者是某一次即位仪式而表现出来的。外来物品的生命在这些文字描述的资料中得到更新和延续，形成了一种理想化的形象，有时甚至当这些物品的物质形体消失之后也同样如此。体现在文字描述中的外来物品，最终也就成了一种柏拉图式的实体。”这些论述都值得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学者深深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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